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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的改革演变而来，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因为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的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增长和发展的进程会导致既有体制的某些方面不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正在成为增长的桎梏。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的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让我们的体制去适应不同的和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重要的。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为了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的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日本、拉美都是如此，印度也是如此。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要理解这一点，看看今天的印度就够了。过去这些年来，辛格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最低工资法”的制约），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相对照东亚的体制，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是，在印度的体制下，改革谈何容易。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但经济学家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游说势力过于强大，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来源：中国机构编制网 |
